日本民族強烈的危機意識充分體現在日本企業的管理中。在“失去的二十年”里，出現了破產的金融機構無法再向企業提供貸款的現象，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危機意識之下，日本企業認為他們隨時可能面臨危機，“應對危機的必需品就是一筆救急的‘閑置資金’，而錢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安心，寧愿讓錢躺在幾乎零利息的銀行賬戶里”[8]。

日本企業的現金流可以說是“富可敵國”。根據彭博社（Bloomberg）在19年9月的報道，日本上市企業當前囤積現金總量達到506.4萬億日元，約4.8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且是2013年3月時的3倍[9]。這一數字放進2019年世界各國GDP排行榜可以進入前十。

每年都有日本媒體都會根據現金流對日本企業進行“最富有企業排名”。2019年底，日本《東洋經濟》統計了約3700家日本上市公司最新年末決算財報中的現金流量凈額，前幾年被很多人唱衰的電子巨頭索尼在2019年蟬聯日本企業現金流凈額排行榜第一，達1.43萬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930億元）[10]。榜單中，信越化學、發那科、京瓷、斯巴魯等企業均位列前十?，F金在手，索尼計劃加大圖像傳感器等半導體事業的設備投資，同時將再2021年在長崎縣投資1000億日元（折合人民幣約65億元）建設新工廠并開始運營。

對于我國而言，高杠桿、急速擴張等經營模式導致現金流斷裂的上市公司在過去并不少見，近年來也在逐步改善。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全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為3.25萬億元（約0.47萬億美元），增長率由負轉正[11]。2018下半年以來，A股非金融企業中經營現金流帶來自由現金流的明顯改善，同時從他們的融資情況來看，籌資現金流凈額在2018年下半年后持續下降，2019年6月首次轉為負數。由此看來，企業正在加速償債[12]。

正常時期經營風險相對可控，但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現金流成為我國大量企業的生死線。疫情集中爆發期2月份，清華、北大發布了對995家中小企業的聯合調研，其中34%的企業現金流只能維持1個月的經營，能維持6個月及以上的企業僅占9.96%[13]。大企業也未能幸免，正在持續走高的餐飲龍頭之一西貝莜面村公開了自己的艱難處境：如果疫情得不到及時控制，現金流將只能支付3個月的人工成本費[14]。

健康的現金流、適度的財務杠桿是日本百年企業眾多、抵御危機的能力較強的原因之一，部分過度儲蓄的企業在存在一定資源浪費的嫌疑，但是總體看來充足的現金流一方面讓日本企業擁有足夠的資本支撐日常經營活動、高端研發、業務擴張等，同時也是對經濟全球化下黑天鵝事件的防范，一旦再次出現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充裕的現金流給了日本企業一定的緩沖，幫助他們穿越經濟周期，或者趁機兼并收購，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這次的新冠疫情，也讓中國企業進一步感受到了現金流的重要性，或許將成為促進我國企業優化經營模式、加強風險管理的契機。

日本企業在經濟停滯時期仍可以在全球保持較高的利潤和突出的競爭優勢，體現了他們在存量市場和全球化經濟下的競爭經驗。反觀中國，相比精細化生產、高效和創新等概念，中國企業過去一段時間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龐大的市場拉動，借勢國家的騰飛創造了企業高速增長的神話，客戶關系也更多偏向挖掘新機會、新市場，造成了許多企業高速燒錢、高風險投資和經營的路徑依賴。

不久的將來，中國經濟也將邁入中低速增長的常態，對中國企業來說，原有的經營和增長模式遭遇巨大的挑戰，全球化也對競爭力和影響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本企業不管是穩健發展的經營理念、伙伴式的客戶關系，還是持續創新的發展方式、全球化的擴張途徑等，都是中國企業未來在存量市場中廝殺時，值得借鑒的經驗。